柏林、美学与Ostalgie

前阵子去柏林看了万能青年旅店的演唱会。当那些带着沉郁、隐喻和史诗感的华语摇滚在柏林的夜空响起时，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的气质与这种音乐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这座城市经历过的「直到大厦崩塌」的时刻太多了。

随后的几天，我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 City Walk。从亚历山大广场上充满复古未来感的世界钟，到高耸入云的柏林电视塔，再到卡尔·马克思大道两旁宏伟的建筑群。穿梭在东柏林的旧址，你会看到大量的「赫鲁晓夫楼」（在德国被称为 Plattenbau）。但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带着标准化工业色彩的预制板大楼，其色彩搭配和空间感依然让人感到舒适甚至心旷神怡。

那一瞬间，阳光洒在建筑上，你几乎会忘掉那个年代东德斯塔西（Stasi）无孔不入的监视、物资的匮乏和冷战的黑暗。

在柏林墙公园的草地上，看着嬉闹玩耍的小狗，享受着在斯德哥尔摩冬天从见不到的阳光，我甚至有一瞬间理解了为什么在今天的欧洲，依然有那么多人对苏联、对东德、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抱有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结。

这种现象在德国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Ostalgie」（东德情结）。而如果把视野放宽到整个前苏联板块，这种情结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暴力与崇高交织的独特美学。

无论是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那座高达85米、令人窒息的「祖国母亲在召唤」巨型雕像，还是柏林特雷普托公园里挥舞长剑的苏军纪念碑；无论是粗野主义的混凝土建筑、剪裁凌厉的苏军军装，还是设计精美、充满工业力量感的珐琅徽章……苏联美学提供了一种极其震撼的、与西方现代主义和消费美学截然不同的视觉冲击。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当年那些排队买不到面包的饥饿、无处不在的政治压迫和古拉格的残酷记忆，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随机模糊。对于没有经历过那种苦难的现代人来说，他们很难对未曾亲历的恐惧感同身受。但那些建筑、雕塑、制服和工业设计，却作为实物跨越时间流传至今。人们对这种独特美学的崇拜和欣赏，渐渐加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滤镜。进而，他们对在世界主流叙事中如纳粹般被唾弃的概念——苏联，产生了一种叛逆性的美好幻想：「或许，那时的社会主义也没那么糟？」

这在人类心理学上是有情可原的：美学，成了残酷历史的致幻剂。

但这就引出了我的另一个深深的不解：如果说欧洲人怀念苏联和东德，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美学遗存，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怀念毛时代的中国？

有人说前三十年的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1976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资产阶级夺权让中国变了颜色。但即便回到前三十年的中国，你仍会发现那里是一片审美的荒漠。那里不仅没有留下任何像苏联那样具有宏大崇高感的建筑和雕塑，反而以一种狂热的姿态，砸烂和摧毁了古老中国传承千年的无数美好事物。从工业产品到日常衣着，大多粗制滥造，毫无独特美感可言。

那里根本没有美学的滤镜，为什么还会产生怀旧？

如果把这些人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人的想法无非几种：要么是从文革时期经历过的吃到过红利的人，觉得在那个时候自己可以打领导，骂老师，骑在比自己高的人脖子上胡作非为也无人敢管，他们怀念那种普通人也能大闹天宫的快感；要么是被当今社会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和996逼疯了，人们在记忆中过滤掉了当时的「平等贫困」和「政治迫害」，只留下了「相对公平」、「没有资本家」、「官员和群众同吃同住」、「铁饭碗」的乌托邦幻象；要么就是傻逼。

那么对于外国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向往，我之前是无法理解的，但后来看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亲身经历，倒也可以作为一个范本来研究。

在20世纪60、70年代，年轻的林培瑞和当时许多西方左翼青年一样，对毛时代的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与乌托邦式的狂热。在他们隔岸观火的想象中，那里已经消灭了阶级，没有资本家的剥削，人人平等，是一个真正尊重劳动者的「理想国」。终于，在1973年，他作为「友好人士」终于踏上这片他魂牵梦绕的社会主义土地，但现实却并不那么美好。

最先击碎「无阶级社会」滤镜的，是座位。作为外宾，林培瑞一行人被安排在舒适的软卧，而他看到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只能挤在硬座上。当时社会主义原则性极强的他十分不解，便问中国导游：「除了我们，还有谁坐软卧？」导游理所当然地回答：「领导。」林培瑞追问：「为什么领导要睡软卧？」导游答道：「领导工作繁忙，负担很重，需要软卧。」那一刻，他脑子里那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象开始出现裂痕，在这个声称消灭了阶级的国度里，特权不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而且被堂而皇之地制度化、合理化了。

另一个有关座位的经历是，在延安，林培瑞一行人登上一辆公交车以后，司机一声大喊 「外宾!」 四位本来坐着的乘客马上站起让座。林旁边本来坐着的一位老者，也站起来让座，但是林感觉，他并不是很情愿这么做。所以林说：「您请坐吧!」 但是， 他什么话也没说，继续站在那里。林感到很尴尬，也继续站着。汽车上人很多，甚至有些拥挤，但是，一直到下车，那个位子就那么空着。

而真正让他看清这个体制内核的，是一件极具隐喻色彩的微小插曲：扫帚与丝绸。

在上海的一家小商店里，林培瑞看到了一把高粱秆做的手工扫帚。在他这位西方左派眼中，这把充满自然气息的扫帚代表了「劳动的神圣」，于是他兴奋地买下，打算带回美国送给崇尚自然淳朴的母亲。但这却惹恼了随行的中国导游。导游不仅强行收走扫帚去换了一把，还在回程路上带着某种被冒犯的屈辱感质问他：「中国有很多丝绸，有玉雕，有景泰蓝，你为什么单单要挑一把扫帚给你母亲，以它来代表中国呢？你母亲难道不喜欢丝绸吗？」

这个细节极其精准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底色。林培瑞在心中反复反问：在这个满嘴「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家里，这个体制内的导游，内心深处真的尊重劳动人民吗？他是不是生活在一种巨大的谎言里——表面上高喊着扫帚（劳动）至高无上，骨子里却极度渴望丝绸与玉石（资本与精英阶层的特权）？

林培瑞后来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他当年崇拜毛，是因为向往一个和平、自由、公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他憎恶那个时代，依然是因为他向往和平、自由、公正和人人平等。他没变，是他发现那个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义词。

这段由「扫帚与丝绸」引发的幻灭，其实恰恰回答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你抱着「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国」这种天真想法去回望历史，你注定会像早年的林培瑞一样被骗得晕头转向。

这也引申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谬误：既然连那个最狂热的年代都与真正的平等毫无瓜葛，那为什么今天还会有人觉得，中国现在的光鲜亮丽是因为“社会主义”带来的呢？如果真的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明他既不懂社会主义，也不懂中国。

「社会主义」这个词汇，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能让这个政权在建国70余年后依然延续，并让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强国，其最核心的秘诀就在于：中国从未真正践行过原教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成功的一家「借壳上市公司」，它今天能够屹立不倒，首先要感谢毛泽东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发明家，用农民起义的内核套上了无产阶级的壳，用资治通鉴解释马列著作应该算是一大发明；更要感谢邓小平，他天才般地发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词汇。

这个「特色」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把市场经济、资本家入党、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剥削、土地财政……只要管用，只要能带来经济增长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所有完全违背传统马克思主义定义的行为，都可以被装进这个箩筐中，并被盖上“社会主义”的红头印章予以合理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度务实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威权资本主义。

所以，无论是对苏联巨物美学的崇拜，还是对毛时代虚假平均主义的向往，本质都是现代人在现实困境下寻找的一味止痛药。只不过，他们买错了药，也看错了标签。而怀念和歌颂任何时期的中国都是个人选择，见识和见解问题，但唯独和社会主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