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

明朝灭亡的那一年是 1644 年。又过了几十年，在朝鲜的汉城，一位读书人提笔写字，落款用的仍然是「崇祯」的年号——而那是一个早已亡掉的王朝，那位皇帝也死了几十年了。

这并非糊涂。在他和他那一代士大夫看来，北京城里那位剃发结辫、说着满语的皇帝，是「夷」——蛮夷，僭主，一个把中原窃据了的外来者。真正的华夏文明并没有随着明朝一起死掉，它只是搬了家。它现在在哪儿？在朝鲜看来，在他们自己这里。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认真讨论「北伐」：有朝一日打回北方去，赶走满洲蛮夷，光复中华。

这就是「小中华」的概念。不只是朝鲜，越南也这么想过，日本后来也这么想过。每一个都一度认定，自己才是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所谓「华」与「夷」的分别，本来就不是按血统划的，更不是地理位置的概念，而是按文明划的；谁守着那一套礼仪、经典、道德，谁就是「华」，反之就堕落成「夷」。所以当蛮夷占了北京，文明的中心并没有消失，它转移了——转移到那个把正统保存得最干净、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去。天命，或者说文明的正当性，是可以转手的。它附着在礼制上，不附着在某一块土地或某一支血脉上。

我读到这段其实觉得很值得玩味。如果「中国」「中华」这个名分能跑到汉城去，能被外人争着往自己头上戴，能成为争论的对象——那它就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或者「民族」。它更像一顶帽子：一个标记着文明正统的头衔，谁守得住正统、谁坐得上中心，谁就能戴。

而今天我们用「中国」这个词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天经地义的概念：一个「自古以来」边界固定的国家，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民族，而且是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而我倒对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很好奇：什么是「中国」？它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最早的「中国」

1963 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今天叫它「何尊」。它已经有三千年历史了，底部铸着一百二十二个字，记的是周成王对年轻一辈贵族的一番训话。在这段铭文里，有四个字：「宅兹中或」。「或」是「國」的早期写法，所以「中或」就是「中國」。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二字最早的一次出现。

这被很多人拿来佐证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中国」的概念了。但那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中」是中央，「国」，或写作「或」，同一个字的早期写法是一座有城墙、有人、有兵把守的城邑。合起来，是「中央那座城」「居中的那块地方」。它指的是周王正在营建的新都，成周、洛邑一带，是周人统治的地理与政治中心。

学者们对此其实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而且是主流：何尊上的这个「中国」，并不指「中国」这个国家，也不指中华文化；它既不是一个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就是「中央」的意思，一个表方位的、描述性的词。

这就像你在一份古早的英文文献里读到小写的 united states，意思不过是「几个邦联合起来」，却据此宣布美国早就存在了。那几个字在，可那个叫美国的国家并不在。

有意思的是，连负责讲解这件文物的考古学者，你去看他实际说的话，也只能说它的原意是「一个地理中心」，是「居中而治、统驭四方」的观念。真正把这个概念从「地理中心」，一跃跳到「中华民族凝聚力与自信」的，是宣传机器。

所以，从有文字记录的第一天起，「中国」就是一个关于位置的词，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被征服的中原

如果「中国」是「中央」，那么是什么的中央，又有多大？

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个又小又会移动的概念。它指「中原」——黄河中下游那片核心的农耕区；它指王朝直接统治的腹地，相对于四方、相对于「四夷」而言。它和今天那张辽阔的地图毫无关系。

而今天这张地图所覆盖的土地，在历史上挤满了并不是「中国」的人和国，无论按他们自己的算法，还是按任何人的算法。

1279 年，崖山，南方海面上。蒙古人追上了南宋朝廷最后的残部。宋臣陆秀夫见无路可走，把八岁的小皇帝背在身上，一步步走进海里。十万军民跟着跳了下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汉人政权被一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完全取代。

但崖山不是意外，它是一连串事情的终点。中原王朝远不是常胜的；它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匈奴灭掉了西晋。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统治整个华北一百多年。契丹的辽占着燕云十六州，北宋终其一朝也没能收回，还得年年送上「岁币」，与辽约为兄弟之国。女真的金在 1127 年攻破开封，把徽、钦两位皇帝掳往北方，统治了全部华北；南宋有一段时间，对金是称臣的。党项的西夏与宋、辽、金鼎足而立了两个世纪。西南边，南诏和此后的大理在云南独立了将近五百年。吐蕃在唐朝最强盛的时候，于 763 年一度攻陷长安本身，并占据河西走廊近百年。东北还有高句丽、渤海。而整个中国被一支非汉民族完全征服，前后发生过两次：蒙古的元，满洲的清。

顺带说一句，那些被想象成「纯汉」的中原王朝，血统上也从来不纯。唐朝的皇室带着鲜卑血统；几乎掀翻了唐朝的安禄山，是粟特与突厥的混血。

而到这里，又会出现两个矛盾，而这两个矛盾正是「自古以来」这个说法真正的麻烦所在。

第一个矛盾，关于「四夷」。古代那套世界观，给四方的民族起的是带侮辱性的名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套词本身就在宣告：他们不是我们，不文明，算不上正经的人。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你不能一边把一群人称作蛮夷、否认他们是你的同类，一边又说他们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你的国家的一部分。那份蔑视本身就是证据，证明你压根没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要么他们是平等的他者，他们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要么他们是同胞，那就别骂人家是蛮夷。显然古人是完全没把这些人当成是中国人的，也没想把人家的土地说成是自己的，只是现在的语境下出现了矛盾：需要大中华的时候就是一家人，需要把别人剥离开的时候，那就是蛮夷戎狄。两头通吃，既要又要，非常经典。

而这套逻辑在近代同样发生过，就在现代「中国」概念被造出来的那个时刻。1924 年，军阀冯玉祥把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逐出紫禁城，撕毁了那纸十二年前清廷据以和平退位的协议，单方面，在军队的包围之下。老牌的反满革命家章太炎为此送上贺词，用的是相当露骨的种族语言，祝贺冯玉祥终于赶走了「清酋」、把「夷」降为平民；他甚至嫌冯做得还不够狠。而 1905 年那份革命纲领的头一句，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是对满蒙的种族蔑称，「恢复」二字则预设了：满人是篡夺者，他们夺走的那个「中华」，本属于别人。

所以对于缔造现代「中国」的那批人，他们把满人骂作该被驱逐的蛮夷——然后转过身来，把这些满人一刀一枪打下来的疆土，西藏、蒙古、新疆、连同满洲自己的故地，全都说成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中国领土。前一秒是该赶走的蛮夷，后一秒是永恒中华的一部分。这是民国立国时刻一个赤裸的自相矛盾。

第二个矛盾，关于元。它比清的例子更加彻底。元是「大蒙古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忽必烈名义上是从波斯到草原那几大汗国的共主。等到都城迁到大都，蒙古本土和哈拉和林反而退化成了一片北部边疆，那些不满朝廷「汉化」的蒙古贵族还屡屡叛乱。蒙古人从未被完全汉化——他们刻意与本地人口保持距离，大量起用外族来充实官僚机构，马可·波罗都能在朝中任职，科举被停了几十年，等到 1313 年重开时，给蒙古人、色目人定的考纲，比给汉人、南人定的要容易。今天的蒙古国，把成吉思汗和元朝算作蒙古史。这和中国「把元当成自己一个朝代」的习惯，是两套互相打架的叙事。

说回崖山。有一句很浪漫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华」，意思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 1279 年就死了。这句话的来历，比它的名气要可疑得多。人们常把它安到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头上，可这个归属很成问题——内藤本人的核心理论恰恰是「连续」，他认为中国社会从宋代到晚清基本结构不变，他对元、清这类征服王朝的评价并不低。这句话更可能出自一首南明遗民的诗，原是哀悼明朝的覆亡，后来才被移花接木，安到了宋亡上。而且当时的人并不把崖山当成「中国」的终结：宋朝自己的烈士文天祥，看到的是改朝换代，在他眼里是「崖山之后无宋朝」，不是「无中国」；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还郑重其事地祭祀了从神话中的伏羲一直到忽必烈的十六位开国帝王，把那位蒙古征服者，端端正正地摆进了自己正统先驱的行列。

所以崖山真正的教训，不是「文化断了」，那是一个有争议的、浪漫化的说法，「中华五千年不断」和「崖山之后无中华」其实都是叙事，不是事实。崖山真正的教训要更微妙：官方那个故事，把三样东西捆在了一起，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片疆土——然后断言这三样都是连续的、而且是同一个东西。可是，文字和经典有某种连续性，并不能让一个民族或一条边界跟着连续。统治者换了，统治民族换了，权力结构换了，地图也换了——一遍又一遍。「自古一体」，不过是把一张现代的地图，倒着投射回一个根本不按这套逻辑运作的过去。

可以转让的「中华」

古人有一句经典的话：「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蛮夷只要进入、接受了这套文明，就成了「中国」；属于这套文明的人若行了蛮夷之道，就堕落为蛮夷。这条界线是文化的，不是种族的。文明的资格是你「做」出来的，不是你生下来就「是」的。

这就意味着，这个头衔是可以获得的，也可以被取消的。小中华正是它的证明。北京落入满洲人手中时，朝鲜的儒家精英得出的结论不是「文明陷落了」，而是「文明的中心没有陷落，它搬走了」，搬到了他们这里。他们沿用明朝的历法，称清朝为「夷」，梦想着北伐。他们要主张的不是「我们很像中国」，而是「我们就是中华，是货真价实的那一个，在原来那个被蛮夷夺走之后」。越南做过类似的事。而日本，最终也接过了同一套以中心自居的框架，把自己放进了中央。

而日本对于这个概念的发展很值得一提。十九、二十世纪，日本的思想家建起了一套「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论说，讲「同文同种」，把日本说成东方天然的中心与领袖；而这套说辞，无论有些人给它附加了多少理想主义，最终成了日本为吞并朝鲜、进而为它在大陆上的帝国扩张所用的语言。不过这里要说的点是，一个外国居然也能伸手去够那顶中央之国的帽子、居然能把自己论证进中心，这件事本身就证明，那顶帽子并没有固定在某一块土地上。

退一步看，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名字的奇特之处。法兰西，得名于法兰克人，一个民族。不列颠、尼德兰，是地名。绝大多数国家的名字，要么来自一个族群，要么来自一处地理。而「中国」得名于一个位置，中央。位置是相对的，相对的位置可以被争夺、被认领、被转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份资格证：一个标记着文明正统的凭据，谁握着天命、守着礼制、坐在中央，谁就能持有它。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会说「我是中国的臣子」，他们说的是大唐、大宋、大明、大清，人是用当朝的国号来标识自己的。而互相敌对的王朝，会去争夺这份凭据：南宋和女真的金，两边都自称「中国」，各自宣称自己才是那个正当的中心。北宋与辽一度互相承认，约略算作一个天下里的两个朝廷，后来又算作两个分立的天下。这份凭据之所以被争来争去，恰恰因为它授予的是正当性，而不是因为它命名了某个固定的东西。

一个国名，一个民族

那么，一份可以转手的资格证，是怎么硬化成一个国名、硬化成一个边界固定、人口固定的主权国家的？这其实是很晚才发生的事。

第一，是名字。「中国」成为一个国家正式的简称，要到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才开始。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正式国号是「中国」。那么这个词是怎么获得它今天这层意思的？是通过翻译，通过压力。历史学家刘禾梳理过这个过程：十九世纪，当清朝被迫进入那套以边界分明的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西方体系时，「中国」在条约的语言里被和欧洲词「China」连接到了一起——两者被划上等号，从此都指向一个统治着确定领土的单一国家。它旧有的意思「中央那块地」被顶替掉了，并且，渐渐地，被遗忘了。而英文「China」和「中央」毫无关系，它经由波斯语、葡萄牙语，源自梵语的 Cīna，多半来自「秦」。外面的世界从来没把这地方叫作「中央之国」，他们叫它 China。内名和外名本是两个不同的念头，是很晚才被捆绑在一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民国。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号里同样没有「中国」二字，「中国」依旧只是简称。两家都没有以「中国」为名，却都坚持自己才是唯一正当的那一个。这跟八百年前南宋和金互相争夺「中国」这个名分，是同一件事：被争来争去的从来不是一个地名，是正统。

第二，是民族。「中华民族」这个今天听起来仿佛亘古就有的词，是 1902 年才被造出来的，造词的人是梁启超，当时他正流亡在日本。他是在自己 1901 年那个说法「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拼出这个词的；而「民族」「民族主义」这套词汇本身，又是他和同代人从日语里借来的——日语先用它来翻译西方的概念。一个西方的观念 nation，经过一个日本的词「民族」，变成一个中国的新造词「中华民族」。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本身就是论证，因为正是这个序列，把同一个概念被反复重裁、以贴合每个时代政治需要的过程，摊在了你面前。

起初，它是种族的、排他的。立志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打的旗号是汉对满：「驱除鞑虏」。满人是外来的「夷」；「中国」属于汉人。

然后，1912 年，清朝一倒，逻辑立刻翻转了。因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想把清朝打下来的疆土留住。为了守住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故地，那些刚刚还发誓要把满人赶走的革命党，一夜之间转向了「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一个国家，并拥抱了「中华民族」这个能把他们装进去、捏成一体的容器。

然后，在战争的压力下，它被硬化成了「一体」。1939 年，正当日本在肢解这个国家，史学家顾颉刚发表文章，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写得很直白：「五族」这个说法本身，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因为它给了日本和那些想分裂出去的人一个叫「民族自决」的工具。他开的药方，是干脆否认中国是多民族的：只有一个民族，底下没有别的民族。这个概念的用途，由它的主张者本人，用最直白的政治语言说穿了：就是不给外人、不给想分出去的人，递上「民族自决」这个工具。

然后，它又被重建成了「多元一体」。1949 年之后，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把人口分成了 56 个民族。吊诡地，又把顾颉刚想废掉的那个多民族框架请了回来。社会学家费孝通在 1988 年给出了那个综合的说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56 个民族，是一个单一「一体」之下的「多元」组成部分。而到了近年，官方叙事的天平又一次倾斜了，从「庆祝多样性」转向一个要被主动「铸造」出来的、单一统一的认同，「一体」压向「多元」。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经历了先排他、再包容；先是多、再是一、再是多中之一、再是一。每一个版本，都服务于它那个时刻的政治需要：为了推翻清朝，为了继承清朝的帝国，为了抵抗肢解，为了把一个多民族国家捏在一起，为了同化。一个真正「自古以来」的概念，如果是天然的、原生的、古老的，是不会需要被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反复重新发明，去贴合每一项新的需求。它那种可塑性，那种被不断重裁的命运，本身就是它是被「造」出来、而非被「发现」的证据。

而这一切，你不必听一个外人或一个怀疑论者怎么说。是那位考古学者告诉你，那件青铜器上的字意思是「一个地理中心」。是顾颉刚告诉你，这个概念的用途是政治的。是费孝通告诉你，那份自觉是现代的，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或许存在了数千年，但它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是近代才有的事，是在与西方、与日本的对抗中才发生的。他给出的那套「多元一体」，本身就像一只薛定谔的盒子：需要展示多样的时候，它是多元的；需要强调统一的时候，一观测，它就坍缩成一个民族。

中心在哪里

回到「中」这个字。中央。这整个故事，都系在它身上。中央不是一样东西，它是一种关系：它只在相对于一个边缘时才存在，而它由「谁有资格站在中间」来定义。三千年里，「中央在哪里、谁站在那儿」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在变：是一座周朝的都城；是中原对着四方；是几个敌对的朝廷争夺的一份凭据；是一个汉城书生认领的一顶帽子；是一纸条约里同「China」划上等号的一个词；是一个 1902 年造出、此后又改造了四次的民族；是两个都自称「中国」、都不以「中国」为正式国号的现代政权。

今天的答案是：中央就是这片固定的疆土，站在其中的，是一个自古就在这里的中华民族，这不过是最新的一个答案。它并非是因为它是现代的概念就是错误的，因为每个民族都给自己讲一个故事。它之所以值得留意，只是因为它被打扮成了「自古以来」，而其实它以现在这个形态存在，不过百年上下；也因为这身打扮，需要遗忘掉很多东西：中央是移动过的；那条边界，是一支曾被叫作蛮夷的人的征服所得；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许多民族、许多国家；中原打过的败仗，和它打过的胜仗一样多。

这些，都不意味着「中国」是凭空捏造的幻觉。因为事实上，确实有一样真实而持久的东西，一个文明，一套文字，一批经典，一种官僚与文人的传统，它们的确穿越了一次次改朝换代，延续了下来。所以，坦诚地说，一个文明，可以有连续性；一个民族和它的疆界，「自古以来」，是被造出来的。那五千年，作为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是真的。而作为一个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一张地图的断言，它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现代的故事。

看清一个概念身上的接缝，并不会让它失去分量。它只是让我们不必再替一些前后矛盾的说法费力圆谎。而很多时候，甩掉一些历史包袱，显然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而全的神更加轻松。谁也不会永远站在中心，因为中心可能也根本并不存在。